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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以來的諸多被奉為圭臬的信條正在因其導致的諸種後果而被重新審視。人類中心主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反思。面對全球關切的生態問題，人文學科迫切需要解釋人與其他生命體之間的共同與差異，闡發文化和自然的關係。進入21世紀以來，符號學被認為步入了“總體符號學”(Global Semiotics)的新階段，其發展伴隨着三種轉向——生物轉向、倫理轉向、認知轉向。在此背景下，本書作為生物符號學領域的代表著作，以人類文化與自然之間的連續性為基礎，對作為文化和自然世界的“環境界”中符碼、倫理的產生進行了深入探討。
保羅·柯布利(PAUL COBLEY)英國密德薩斯大學藝術與創意產業學院副院長，世界著名符號學家，國際符號學協會主席，國際生物符號學協會秘書長，大連外國語大學國際語言與文化符號學研究中心高級學術顧問，南京師範大學國際符號學講座教授，Social Semiotics (SSCI)聯合主編，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副主編，以及Chinese Semiotic Studies、Semiotica等20多家國際著名期刊編委；研究方向主要為符號學、敘述學、語言與媒體傳播；出版專著5部、編著2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
胡易容，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學院、出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所長，瑞典隆德大學認知符號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四川大學文科綜合實驗教學國家級示範中心副主任，中華文化傳承與全球傳播數字融合省重點文科實驗室副主任，全國新聞與傳播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級人才項目青年學者，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主要研究方向為傳播符號學、數字人文與融合出版、品牌戰略等；近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課題“鈥櫚褪褳加鐔€櫡牌紫嫡矸治鯰朧秩宋拇パ芯俊鋇裙壹犢翁?項，主編“傳播符號學書系·國際視野”、副主編“中國符號學書叢”等，出版專著、譯著、編著10余部。孫少文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