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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不僅是溝通的橋樑，還是呈現差異性的場所。本書以晚清民國的翻譯與文學實踐為例，探討了文體在不同語言、文類與社會之間流轉時所產生的跨文化協商。翻譯研究關於可譯性和不可譯性的爭論，通常著眼于語言和文化兩端。文體因素往往被忽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文學形式，文體在翻譯過程中絕非透明的因素。翻譯中的文體糾葛與協商，彰顯的是不同文學傳統和文教制度之間深刻的歷史性和結構性差異。本書通過勘探晚清民國的翻譯與跨文化書寫中文體協商的歷史，以空間的、“橫截面”的方式呈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生長及其內在機制，並透過文體的形式協商，探測了現代中國這一歷史轉型期文化、制度與社會的深廣地貌。
“導論”之外，全書各章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諸多經典樣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話文”、魯迅中西合璧的小說文體、廢名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流”手法等，皆是以翻譯或廣義的翻譯為途徑的跨文化協商的產物。通過聚焦翻譯中的文體協商，本書的研究不僅有效聯結了翻譯研究中“語境”與“文本”兩個維度，也提供了一種將文學形式的歷史置於跨文化的空間場域來展開的新的文學史寫作方案。
張麗華
1980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200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現代小說文體研究、晚清民國文學翻譯研究。著有《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以文類形構為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並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四十餘篇。研究論著曾獲教育部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2011）、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2019）、宋淇翻譯研究論文評判提名獎（2020）等。
序 原
第一章 導論：翻譯與跨文化的文體協商
一、可譯性與不可譯性：從語言到文體
二、翻譯中的文體（無）意識
三、界定“文體”
四、被協商的現代性
第二章 “演義”傳統與清末民初白話短篇小說譯介
一、晚清“小說”概念尋蹤
二、“演義”傳統與小說翻譯
三、吳檮、劉半農、周瘦鵑的小說譯例
四、結語：清末民初讀者對“小說”的集體想像
第三章 無聲的“口語”：從《古詩今譯》透視周作人的白話文理想
一、題記的意義
二、從文言到“口語”
三、安特路朗的角色
四、翻譯作為形式：通向“直致的白話文”
第四章 文類旅行：從安德列耶夫《思想》到魯迅《狂人日記》
一、“格式的特別”：《狂人日記》與《思想》
二、“超人”的投影：《狂人日記》與《思想》的“內涵”差異
三、“狂人”“超人”與“異人”——兼論冷血譯本的媒介意義
四、《狂人日記》與魯迅短篇小說形式
第五章 “直譯”的神話：文學革命與《域外小說集》的經典化
一、文學革命與《域外小說集》的“復活”
二、《域外小說集》的“重寫”：群益版與東京版的對勘
三、“直譯”作為典範
四、結語：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第六章 魯迅、曼殊斐兒與文學現代主義：《幸福的家庭》文體新論
一、擬“許欽文”，還是擬“曼殊斐兒”？
二、互文閱讀：《幸福的家庭》與《一個理想的家庭》
三、文體協商：被翻譯的“內心獨白”
四、魯迅的都市小說與文學現代主義
第七章 “新文化”的擬態：《高老夫子》中的兩個自我與雙重詩學
一、從“照鏡子”談起
二、《高老夫子》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
三、女學生與新文化——作為“今典”的《一封怪信》
四、未完成的“新文化”
第八章 中國之“意識流”：廢名的小說文體與象徵詩學
一、廢名小說文體略識
二、因文生情：《橋》的小說文體與晚唐詩學
三、象徵的技藝：中國之“意識流”
四、作為詩學宣言的“小說”
第九章 從“傳奇文”溯源看魯迅、陳寅恪的“小說”觀念
一、“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
二、依違于古、今之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小說”觀
三、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陳寅恪的“小說”論
四、結語：走出中西“小說”的格義
附錄一 唐傳奇的Sitz im Leben
附錄二 從陳季同《黃衫客傳奇》反思文學史的民族國家框架
中日文書目
西文書目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