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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通論”部分收錄的文章，是胡適對于中國歷史的基本認識。《說史》所述是中國人歷史觀的經典描述，雖無新意，也算是開宗明義。《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和《中國的再生時期》從不同的側面為中國歷史作了一個說書式的梳理，看似淺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適的歷史態度。胡適早年批判傳統文化時曾嚴詞厲色，然而對于西方世界詆毀中國文化的攻訐，他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尊。《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嗎》《中國的傳統與將來》就很好地體現了胡適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未來的信心和期望。胡適一生不斷地宣傳倡導。他說︰“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驗證的思想方法。”“治學方法”部分就收錄了胡適關于“科學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它們集中反映了胡適所提倡的治學精神和態度。所以這些方法，不僅運用于胡適的史學研究，也是他整個學術研究所貫徹始終的宗旨。章學誠和崔述是胡適十分推崇的兩位清代史學家。讀過《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適的用心所在了。
“史學研究”部分收錄的是胡適的專題研究，其中《兩漢人臨文不諱考》《注漢書的薛瓚》都是他熟練運用考據的最好體現。論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顯出胡適做翻案文章的本領，讀來頗有趣味。胡適晚年對于《水經注》傾注了大量的關心，說來起因很簡單，就是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為戴震鳴冤，就是因為胡適視戴震為清代考據學的主帥和旗幟。《水經注考》就是胡適晚年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可惜盡管胡適費盡心力，但他為戴震辯白的努力似乎並不太成功，關于《水經注》的懸案至今依然撲朔迷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