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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白色威權統治時代，一向充滿著神秘與恐佈色彩的情治單位，始終是個社會大眾碰不得、說不得也看不得的黑箱子。而四十多年來，情治單位偵辦的案子，更充斥著各斥各樣的「官方說法」，事實的真相往往成謎或無疾而終。解嚴後，台灣社會已陸續探觸不同地域的禁忌，說出官方說法背後的真相，然而，情治單位—這個隱藏著最多機密與夢魘的地域，一直未被拿到陽光底下，也似乎尚殘留有太多黑暗時期的包袱。
本書是國內第一本翻開白色檔案，檢討情治單位的作品，作者以一生從事情治工作的經驗，說出了許多不欲人知的內幕，並痛下鍼砭，揭露調查局不合時宜的心態與手法，允為解嚴後最具震撼性的話題書。
高明輝 序
我在情報單位工作，從總統府資料組的組員，到法務部調查局副局長退休，凡四十二年，在漫長的歲月，所看到的事或是親自參與的事，確實很多。尤其是由於過去的一些情治人員，因觀念與作風上的落伍，鬧了許多笑話，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錯的案例，使人印象深刻。
退休近三年來，不斷的有朋友慫恿我寫回憶錄。一方面，可以藉此打發時間，另方面，可以讓歷史留下一點紀錄。我都是淡然一笑。我說：「像我這樣出身的小人物，誰來看我的文章？還有，更重要的，情治人員的形象被搞壞了，社會上對我們這樣的人，心理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排斥感。」
一九六六年，有一位主管機場港口安全檢查的高官，攜同他的太太，到南部視察業務。回程中，在高雄小港機場的貴賓室候機。正在和送行的友人聊天時，他的隨員來向他報告：「飛機快起飛了，請登機。」這位高官衝口而出：「沒關係，叫他等一等。」
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一位更高一級的官員，同他的太太去參加朋友的家庭聚會。餐後，照例是要打麻將到深夜的。他竟然要他的充員兵司機開著公家的轎車，在樓下等他，送他回家。而且經常如此。這兩件事情，是千真萬確的。事情雖小，但經常會在我的腦海裡盤旋，這與民國初年的軍閥作風有什麼不同？
很多朋友，見了情治人員的面，哈！哈！哈！的大握其手「狀似親熱，而內心則是怕！怕！怕！敬鬼神而遠之。這種情況，我有太多的體驗，所以我在前面說，情治人員的形象被搞壞了，現在，我們應當受到被人奚落的報應，怨不得人家。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的好友任意誠先生邀找到台北東北區扶輪社去演講。我自撰的題目是：「談幾則歷史小故事，看今天在台灣中國人的尊嚴」。我談了兩千午前漢武帝閹割司馬遷的故事，還談了一九五六年胡適先生因《自由中國》雜誌社祝壽專刊而遭受圍剿的事件。還有就是柏楊先生大力水手故事的由來，以及湯蘭花與東風百貨公司的小故事。同時，我也說了一些今天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我的結論是，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活的最有尊嚴。
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演講竟然引起了好幾位大老闆的共嗚。他們紛紛向我表示，要邀請我去他們公司，向他們的員工再作報告。而任意誠先生抓住了這個機會，再次要我作口述歷史。他說：「從訪問到出書，通通由我來安排。」剛好，范立達先生原本就每個禮拜抽出一個下午的時間，和我作訪問的工作，也已經整理出一些頭緒，加上任意誠先生的鼓吹，我這才決定抱著野人獻曝的心情，把這些小故事公開出來。
這就是這本小冊子產生的由來。
我說的每一則小故事，當然不會動聽，而且，在時間和細節的記憶上，可能會有一點錯誤，但是，它絕對是真貧的。無可否認，今天的情治人員是進步了，很少有從前那種張牙舞爪的習性。但是，我仍然希望藉著這些小故事的報導，起一些前車之鑑的作用。
也許有人會說：「你曾經是『特務』群中的一員，你難道沒有罪惡感？你當年為什麼不勇敢的站出來？今天有什麼資格放言高論？」可敬愛的先生、小姐們，你們這樣說，我是一半接受、一半不接受。我的職業，以及我過去所從事的許多工作，的確具有爭議性。然而，我只是一個小人物，在那樣的環境之下，我說的話有誰會聽？
過去，我也和很多人一樣，對中共的周恩來在文革時期，手拿《毛語錄》，跟在江青的後面，高呼毛主席萬歲，深深覺得這個人可恥。但是，當我讀完《周恩來評傳》這本書之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改變。在大勢所趨之下，周恩來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為了保護許許多多的老幹部，也為了顧全中共的未來，他的用心可以用「委屈求全」四個字來形容。周恩來尚且如此，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我豈能搬石頭去打天？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一些敏感的場合，流露了我的一些本性。
民國四十五年，當全國上下，因《自由中國》雜誌的祝壽專刊，引發圍剿胡適先生事件，正火如荼的展開時，我在小組會議上說了幾句逆耳之言。我說：「我們這樣子把胡適當敵人來大加撻伐，是否適當？不要忘了，胡適也是共匪列名的重要戰犯呢！」我又說：「胡適要總統無智、無能、無為，其立意是請求總統藉此三無精神來御眾智、御眾能、御眾為，以期發揮群體的力量，並沒有什麼不敬之意呵！因此，我建議，對胡適的批判，應該適可而止。」
我的話一說完，立即引來了麻煩，認為我不識時務，想法有問題。雖然我是孤掌難嗚，但是我始終沒有承認我是錯誤的。
我們國民黨開小組會或者是委員會，照例是要先讀總理遺教，再俯首默哀三分鐘。蔣總裁逝世後，加讀了一篇總裁遺訓。後來，經國先生也逝世了，再加讀一篇主席遺訓。接著，又要宣讀一篇現任主席的訓示。我因為是國民黨人台北市黨部第十六區黨部的委員，每個月或隔一個月要參加一次委員會議，經常會遇到這種讀訓的場面。
有一次，我提出了以下幾點小意見：
我的建言，是希望黨做一些起碼的改革，是對事，不對人，是絕對善意的。但是，沒有半點回響。連在座的上級指導員居伯鈞先生，在最後的講評中也未置一辭。我覺得失望、落寞，但是，我能說什麼呢？
四十多年來，我的心理狀態，常常是處在矛盾苦悶中。說了很多不願說的話，做了一些不願做的事，參加大官們主持的會議，明明知道他在言不由衷，但是我送得面露微笑。
我經常想著，陶淵明先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高唱田園將蕪胡不歸時的灑脫。但是，我沒有將蕪的田園，我必須要有這「五斗米」才能生活。這種矛盾，不是我一個人才有，很多有知識、有才華的青年調查員，也有共同的苦悶。
我退休後，我的女兒為我辦好了外國的依親移民，我在澳洲住了幾個月，那兒的生活雖然寧靜安詳，但混身覺得不自在。沒有多久，我就回來了。台灣—這個我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寶島。我的根在這裡啊！
在全世界各地，「官方說法」總有一定程度的戲謔性，它代表著經過修飾的文字，或某種程度的隱瞞及非事實。而在台灣，情治單位由於長期的威權統治，一向是統治者或執政黨的工具，不但充滿著神祕與恐怖色彩，而他們的運作過程，更是社會大眾碰不得、說不得、看不到的黑箱子，而四十多年來，情治單位所偵辦的案子，更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官方說法」、整個事實的真相，只有等待時空移轉，讓歷史檔案來揭開謎底。
最近幾年，台灣已經逐漸步上真正民主之路，李登輝總統所代表的民主新時代，正容許相關的當事人陸續說出官方說法背後的真相，只可惜在情治系統中—這個隱藏著最多機密的關鍵單位，一直尚沒有人有勇氣嘗試。
《情治檔案》這本書是第一本碰觸到情治單位的作品，作者的一生—從情治的最基層，一直升到情治單位的最高層，他用他的一生的經驗，說出了情治系統中官方說法外的一些真相。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
作者無意把調查局所有的機密公開在陽光下，而只針對那些可能已不合時宜，極待修正的部分。
本書無意貶損台灣的情治機關，因為作者自己也曾一生身處其中；本書亦無意醜化過去的統治階層，因為這些人都曾是作者尊敬的長官；本書亦無意洩露國家機密，因為作者一直是謹守尺度的「特務」。作者嘗試做的事，就是希望讓情治單位早日回到民主體制內，不再是統治者的工具，而是維持社會健康、人民權益的守門人；也讓不合時宜的辦案手法，不再成為老百姓心中永遠的夢魘。
